2009年5月22日 星期五

【轉錄】和平醫院小兒科醫師林秉鴻日記(中)

第四日(2003年4月27日)

腋溫36.2℃,開始輕微咳嗽。今天是星期日,氣溫非常炎熱的一天。早上又是全院廣播,院長的聲音有些虛弱及嘶啞,我想這幾天他一定是沒睡好,沒有好好充分的休息才會這樣。我心裡想好在這幾天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做隔離,與自己熟悉的同事一起吃飯、睡覺互相加油打氣,連院長的聲音的都是那麼的熟悉。院內不少隔離人員心情都是起起伏伏,尤其是工作負荷重、離SARS又近、心理壓力大的B棟工作人員,情緒趨於崩潰的狀態。

我又想到今天如果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與自己不認識的人做隔離又會怎樣,而人性又會怎樣呢?廣播內容充滿建設性,並且要求A、B棟做好分棟分層隔離,所有人員待在原單位不動並做嚴格的管制,A、B棟的連接走道是所謂的C區,人員的進出必須穿隔離衣並且消毒。其實我深知防止SARS交叉傳染的黃金24小時已過,從第一天召回員工開始就應該這樣做,而不是每個人發個N95口罩就進來,不過再怎麼說,總算建立了秩序。

中午不必去領,便當就自己送來了,用過餐後,我在想蔡醫師的話,一個訓練有素的感染專家的直覺。我們在她離開的時候,發現她在科上電腦的資料夾裡頭有一份文件(請見附件五)。故事很感人,但這不是重點,它告訴了我們這個病的自然進程(Nature Course)。作者Johnny是大陸的實習醫師,1/31接觸到嚴重SARS病人(咳血幫他戴氧氣罩),並在密閉空間(救護車上)中待20分鐘,2/2發病(相隔三天),發病時以嚴重發燒、無力、和腹瀉來表現,2/6開始咳嗽,也開始接受得到這個病的事實(已經拖四天了)。

發燒七天之後進入下呼吸道期, 也開始出現呼吸困難和咳血,這時候他是用兩邊的爛肺在呼吸,每呼吸一下就痛一次。發燒第九天時他才等到呼吸研究所(也就是我們台灣的加護病房)的病床,開始用呼吸器帶著他呼吸兩個多禮拜,然後痊癒出院。最後在學校宿舍隔離兩個禮拜才恢復正常人的身份。依照這個故事,作者Johnny經歷潛伏期3天,症狀期7天,下呼吸道期兩個多禮拜,恢復隔離期兩個禮拜,其整個自然進程的結束大約要一個半月。

Johnny的潛伏期只有短短三天大概跟他接觸到的SARS病患 的病毒量(Viral Load)有關,表示這個SARS病患在短短的20分鐘之內,傳染了大量的病毒給這位Johnny醫生,所以病毒複製到需要發病的量只要短短三天,這也代表現在在B棟的醫護人員如果防護沒做好的情況。呼吸衰竭的那兩個禮拜是關鍵,死亡就是發生在這個時候,不知是否有人統計插管後病人的存活率?發病到死亡,最快大約只要一個禮拜左右。

我看完了心想,如果感控沒做好,這就是以後和平A棟和B棟的命運,每個人都是一個半月沒完沒了,故事一直重複,時間無限延長,這場防疫大戰,很有可能只是拖而已。屆時呼吸照護的人力(有加護病房經驗的護士、胸腔科醫師、麻醉科醫師)、資源(呼吸器、類固醇、Rebavirin、IVIG等等)都是很迫切需要,當人力一個一個倒下,病患人數衝破呼吸加護的資源時,那死亡率就會節節上升(如同目前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形),最後直逼這個疾病的自然死亡率,也就是沒有呼吸照護下的死亡率。

而這個數字,目前只有中國知道,聽說目前大陸鄉下有很多人都死在設備、資源根本就不足的地區醫院裡(如John文中提到的護工)。這個情形,問落跑回來的台商或是逃難出來的大陸人士最是清楚。但另一方面想,會不會有一部份的人已經有病毒的抗體,根本不會發病,這個答案,只有檢驗試劑的發明才能知道。

現在我們兒科醫師大概都比關在這裡的其他人瞭解SARS,雖然憂心,但也比較鎮定,接下來要想想該怎麼做。人體在SARS病毒入侵的時候,由於對這個病毒還不認識,所以先啟動非專一免疫,一些淋巴球、吞噬球先撲上去(如同現在對SARS未做任何訓練的和平醫院醫護人員,把SARS全堵在B棟),接下來的一個月的時間,讓身體慢慢產生對抗SARS病毒的專一免疫,如抗體、殺手等T細胞衝出來殺死病毒(好比說美國科學家突然發明了疫苗送達台灣,全部的人都打一針)。哪邊速度快哪邊嬴,所以目前我們和平醫院醫護人員(尤其是B棟)正在搶救外界無感染區的時間,而我們有些人體內的白血球正在搶救自己的時間,這是場拼速度的戰爭,檢驗試劑與疫苗的研發一定要快。

我想到了危機總動員裡頭的達斯汀霍夫曼,一個超越政治運作,對疾病有充分的瞭解而心裡頭只有人民生命的疫情控制專家,這樣子做事才能搶在病毒擴散的前面。台灣的達斯汀霍夫曼,你在哪裡?

當天晚上我得知B棟裡頭的情況,已經有4名醫師和25名護士開始發燒,B8的護理長開始呼吸衰竭,插上氣管內管轉長庚醫院,她是4/17發病的,進入下呼吸道期剛好10天。有位醫師一天哭了三次。今天的天氣非常的炎熱,為了阻絕空氣傳染的機會,AB兩棟空調全部關閉。進去B棟的人員都要穿白色的生物防護衣,樣子就像是新竹科學園區的無塵衣一樣,穿上去大約10分鐘就全身大汗,然後必須持續這樣工作8到10小時,裡頭的人沒便當吃,因為送便當的人一放下便當在B棟門口人就跑了,所有人忙到沒人有空去拿便當。

護士小姐也是忙完交班人就走了,根本沒有人想要留下來吃便當,回到替代役中心時整個人就像快休克一樣。A6的阿嫂每個人眼睛都哭的紅紅的,只要那邊的阿嫂倒一個,這裡的阿嫂就要過去一個,有位阿嫂大熱天還穿著大外套,口含溫度計,手裡拿著經文符咒。我從科辦公室外的窗戶看整座B棟大樓,彷彿是座燃燒的地獄。

晚上科內最後一位醫師也來報到了,我們都笑笑說他這幾天到底躲在哪裡。從學弟妹和同學打來的電話,當中得知其他家醫院,也在清出SARS病房以及SARS疑似病例的隔離房。前局長葉金川下午就進來,統一對外發言,我們都期待他能改善一下和平醫院目前混亂的情況。邱淑媞晚上才穿白色防護衣進來跟我們高層開會,大家十分不滿她4/24號的封院措施,她卻推說這件事她也是第一次經歷,得知的人都氣到想要去撕她的隔離衣。

蔡醫師聽說目前已從B棟急診室轉往松山國軍醫院,走時碰到了我們一位A6林護士進來急診室,說便當剛好可以留給她吃。這位林小姐在封院前後跟本沒有被護理長徵調過去B棟支援,唯一的解釋就是4/22 到4/23照顧我們A6的那位印尼籍看護。截至目前為止,我所認識的同事中已有兩名成為SARS疑似病例,大約一個禮拜,只要她們出現呼吸衰竭或是X光有大片的浸潤,就會變成SARS的極可能病例。如果沒出現,那她們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或是腸胃炎而已,或者是SARS病毒只對她們造成輕微的影響。

A6的窗口看到中華路的另一端有一群人為我們點蠟燭祈禱,我們向他們招手他們也向我們招手,他們齊聲說:「加油!」我們回應說:「謝謝!」蠟燭的火焰排成了一個台灣的形狀,像是為整個台灣祈福。台灣所有各級的醫療體系,就像是一個人的免疫系統一樣,漸漸將被這隻SARS病毒所激發。


第五日(2003年4月28日)

腋溫37℃,流鼻水,持續咳嗽。

不知道為什麼咳嗽還沒好,鼻水也跑出來,我本身有過敏性鼻炎,常常起床就是流鼻水,然後鼻涕倒流咳嗽,今天早上醒來就是這個情況。戴著一整晚的口罩,不知道為什麼醒來就已經掉在床邊?

吳院長的廣播還是強調A、B各層已經做好分棟分層控管,並為所有隔離人員加油打氣,他期許所有和平醫院員工不要忘記市立醫院的三好運動,那就是「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我笑笑,雖然是政令的宣導,不過在這節骨眼的確是需要這麼做。

黃主任知道B棟的人沒拿便當的事情,也知道我們昨天大約有300多個原封不動的就丟掉的便當,很是心疼。外面很多無業遊民沒飯吃,而300多個便當就被當作SARS垃圾丟掉,而且還有某些縣市會阻擋SARS垃圾的進入。於是召開科內會議,通過由小兒科接手統計A、B棟人員,以及發放便當的業務,而且統一由我們發放A棟每個樓層,就不會發生有人跑出來拿便當的情形。

這個方法很聰明,因為還可以統計現在在A、B棟各層各單位的人數,清清楚楚的知道每個醫院的角落藏著有多少人。於是我們逐層清點人數,終於統計出現在在A、B棟的各層的人員(附件六),A棟大約是500人,B棟大約是200人,這些人數是會變動的,因為有些是從替代役男中心過來,支援的護理人員來輪三班,所以我們必須指派每樓層的負責人,每天統計一次素食和葷食便當的人數回報給我們,再由我們兒科醫師冒著在一樓大廳交叉感染的危險,從便當車上卸下便當、分好。

B棟的便當我們就全部裝在一部推車上,我們把它推到A、B棟的連結通道(C區)就掉頭走人。A棟的話我們坐電梯從10樓開始發起,越高樓層的便當擺在推車的越外面,電梯門一打開,就叫各樓層的負責人來拿,如此一來我們每層人員都不會互相碰觸到。便當最重要,由於我們的努力,終於使得全院便當控管到正負誤差10到50個左右,當然有時也會出錯,比如醫院臨時加派人手。像有一頓午餐便當不夠,我們兒科就把我們自己的便當都捐出去。各界捐給和平醫院的物資五花八門,什麼都有,有居家休閒服、捕蚊燈、空氣清淨機、佛書、大富翁遊戲、跳棋、象棋、刮鬍泡、衛生棉等等,還有兩台按摩椅、三台跑步機和三台健身車。我們不插手非食物類的物資發放,因為我們兒科扣掉蔡醫師全部也才九個人而已,所以其他物資也是各單位派人到大廳來拿。

像我們有一次切西瓜分裝就可以切很久,每個人都是戴口罩、戴手套、穿嬰兒室隔離衣在那邊切,一位婦產科馮醫師也跑過來幫我們切,他說他這個就是切子宮肌瘤的刀法。

政府釋出去照顧B棟的病患醫師一天一萬塊、護士一天三千塊,七天之後就可以移出,隔離十四天後便可回家的消息。有外院的醫師和護士開始響應這項政策,投身進入B棟第一線照顧SARS病患。我們A棟的人先是封院時人心已失,再者又知道B棟那邊的內情,所以大都不願意去。不過也有人想去B棟那邊支援,像我們科上的吳醫師和A6的一些小姐,因為這是最快出去的辦法。繼4/24封院14天以來預計解除隔離的時間是5/7,但是因為A棟又有人爆發感染所以延到5/11。所以就有人想要速戰速決,不過可能要冒極大的風險。

今天開始有媒體來聯絡我,我在網路上傳遞的日記好像已經出名,我還是保持我的原則,不在媒體上公布我的日記,可是還是有媒體不斷透過總機電話找到我,這使得我沒有時間寫日記。晚間又有一位熱心政治活動的人士聯絡上我,談到和平醫院員工封院造成的傷亡,以及接下來去支援的醫護人員的撫卹金發放的問題,如此一來才能招到義勇軍去照顧SARS病患。

我說這絕對是需要的,尤其是4/23、4/24被徵調過去B棟的A棟人員,因為那時候那邊一點合格的防護措施都沒有。但這又牽扯到政治力量的運作,令我十分頭疼,最後我還是選擇再觀察。

咳嗽實在太嚴重,整天咳不停,已經引起身邊的人的懷疑。主任說沒關係你就去照胸部X光這樣對自己或大家都好。我走到A棟2樓的X光科,請求照X光,一位技術員出來叫我自己拿卡,寫下自己的姓名和病例號,拿卡啟動機器,照相,從頭到尾沒有任何的碰觸。我在門外的椅子坐著,心裡忐忑不安,這種經驗在4/23全院大篩檢時就已經經歷過。我心祈求老天保佑肺部不要出現任何陰影,我還有些事情要做。技術員在隔我十步之遙的X光看片箱前說沒問題,我感激神再度賜我幾天自由的時間。

晚間約莫12點時路過A6護理站,從大夜護士那邊攔截到一份給葉金川教授的資料,是台大給葉教授的建議。大意是說由各醫學中心認養各市立署立醫院,由醫學中心收養SARS急重症病患,市立署立醫院收留SARS疑似病患及極可能病患,醫學中心就近認養,如台大認養婦幼、和平醫院,北榮認養陽明、署基醫院,長庚認養省桃,國泰、馬偕也相繼加入等等。我心想不愧是醫界的龍頭及全台第一家照顧SARS病患的醫院,全台SARS的疫情他們已能預見,必須提早做準備。今天全台其他縣市都在怪台北市,視我們為瘟神,等到SARS疫情全台延燒,擁有醫療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市將是存活率最高的地方。


第六日(2003年4月29日)

腋溫仍是37℃,咳嗽變輕微。我想我真的出名了,今早就有人打電話來找我談我日記的內容,是我們A6的李小姐,從她的談話中我終於可以拼湊出這次事件的全貌,她告訴我封院前後我所不知的另一半—B棟那邊發生的事情。

「4/23封館前,阿長說B8那邊急需要人手,叫我去上小夜班,我問說那邊有沒有做好防護措施?阿長說已經做好了。我說我還是不想去,阿長就大罵我,說我怎麼這麼自私?!如果這次我不去,以後就不用回來上班了,我想我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家人都失業,我沒工作他們就沒飯吃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前提是那裡已經做好防護措施。

可是當我戴著口罩進到了B8病房,問那邊的隔離衣在哪裡?那邊的學姐指著牆上的白袍叫我穿上,我說這不是隔離衣呀?她說這就是隔離衣。真的耶!她們就只是戴個口罩穿著白袍就在SARS病房裡走來走去。我們B8病房裡總共大約有30個病人,卻只有3個護士在照顧(就我所知整座B棟大樓約有100多個病人,護士小姐只有20幾人。)

忙都忙到累死,學姐叫我去量所有病人的體溫、心跳、呼吸速率、和血壓(也就是生命跡象)。我去量了,發現所有的病人都在發燒,心裡實在很害怕。因為我不想碰到那些病人,就用電子血壓計量,學姐看到了說,不準,重量。我當然知道電子血壓計比較不準,可是用水銀血壓計我就要碰到那些病人了呀?另外她又指那兩間負壓病房說,裡面的也要量。我跟醫生說那是不是SARS病人,醫師說不是,他們只是一般呼吸衰竭的病人而已。

他叫我進去時要穿手術衣、戴手術帽、手套、穿鞋套,我真的欲哭無淚,這只是一般開刀房的無菌穿著,哪裡是隔離衣呢?我趕快進去裡面量一量趕快出來,發現裡面四個人全部都被插管接呼吸器,那時候真的快要當場哭出來。我還有看到開刀房的學妹,她們只是護生而已還沒畢業,連量個血壓都不會,我發覺她們什麼都不知道,開刀房護理長要她們過來,她們就被騙過來了,什麼都要教,現在那邊照顧SARS的人力,都是師徒制一個帶一個,很少人真正有加護病房的經驗。

我下班回到替代役中心,阿長又派鄭小姐去上大夜,然後白班又排我,真的很不公平,為什麼不讓其他人去呢?後來有白色防護衣後,就有人自願要去了,然後我跟鄭小姐的班就沒有了,直到第14天才有我的班,叫我待在房間裡不要出來,我看到阿長排的班表,我就明白我被犧牲了。我原先想的也是這樣啊!為什麼要騙我?!我是受害者你知不知道?!今天到最後我可能會死掉,而我的家人 連我的屍體都見不到,而且他們還要餓肚子。請你把它寫出來但不要寫出我的名字,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早就豁出去了,我只是怕我的家人看到我的名字他們會很擔心、會很難過。」說完就哭了起來。

我答應她寫出這段故事,看來封院時B棟的感控比A棟更糟糕,這種情況,我估計大約在第三天的時候才穩定下來,難怪封院第二天B棟的護理人員會跑出來抗爭,而A棟的人員沒有人想去B棟,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我知道B棟的王督導和許多A、B棟的護理長早就親自下海,可是看來有人已經陷下去就不顧別人的死活。

目前這場SARS防疫大戰的最根本問題,在於沒有去面對現實,防疫的概念太隨便,措施不符合防疫原理。如果封院時防護措施有做好,那派去B棟的人員將是撲滅SARS大火的水,如果沒有,那她們就是送進大火的油。這個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我無法估算封院三天內有多少人成為當局粉飾太平的受害者, 注意!是受害者而不是犧牲者!非自願或不知情者為受害,自願的人才是犧牲,當然也有些自願的人只是去作秀而已。我想起昨天有人打電話來幫我們爭取撫卹金,那時後實在應該答應他的。

今天的廣播已經不是吳院長的聲音,而是葉金川葉教授的聲音。他向我們解釋目前醫院的處理政策,他承諾分三天把B棟的病患及人員全部撤離,到時醫院的危險降低而A棟又沒有人發生感染的話,隔離的14天期限一到就可以全撤。他呼籲有發燒有症狀的人一定要報告主管,然後到B棟一樓的急診室照X光,吃Ribavirin。我們都暫時接受這個官方說法。

蔡醫師打電話過來說她在松山醫院,目前身體情況還好。她們一進醫院衣服就要自己脫光,所有東西都不能帶進去,連手機都被銷毀。她費了好大勁才聯絡上我們,那邊沒有水沒電的,問我們能不能送點水跟食物還有鬧鐘給她們?因為她們在裡頭完全不知到外界的時間。

下午傳出B棟男看護工病危而太太不得進來的消息。晚間又有一位內科醫師插管轉國泰醫院。而且A棟五樓的加護病房又有人呼吸衰竭死掉,不知道是否是SARS病人?我們科上的大雄醫師送便當去A棟B2的太平間時嚇了一跳,怎麼都是穿白色防護衣的人?才知他們剛轉一個屍體出去。

晚上主任跑來告訴我,她剛才被高層叫去刮了一頓,說是看到我的日記,寫到AB棟沒有做好分棟分層控管,我心裡想他們可能看到我第三天的日記。主任說她跟高層說我寫的都是事實啊!可是高層就是很不高興,她叫我要稍微節制點。我跟她說不用擔心,這是我的個人行為我會自己負責,而且我還是要照實寫,她聽了也啞口無言。

目前我身邊沒有任何的資源和工具可以對SARS做研究,唯一能做的,國中生物課本有教過我們,那就是觀察與紀錄,這幾篇日記就是我的觀察與紀錄。其實我也不是沒有考慮過我自己的處境以及前途,不過面對生命的問題,不是最需要誠實嗎?希望台灣的防疫高層能夠誠實的面對問題,不要再作秀了。

晚間我們從新 聞得知華西街的西霸天仁濟醫院也封院了,原因就是隱瞞SARS疫情而造成院內感染,不過這次市政府的防疫總算有了經驗,不會把SARS病患留在隔離設施根本不夠的仁濟醫院,和所有的員工一起隔離。和平經驗,算是對台灣民眾有了貢獻。


第七日(2003年4月30日)

耳溫37.8℃,已經幾乎不咳了。但今天是我們隔離人員心情很差的一天。

慈濟大學葉金川教授的聲音經由全院廣播,噩耗在全院的每個角落飄散。「A5加護病房現為疫區視同B區加強隔離,所有A棟人員自今天起重算14天。」他交代B棟人員移出的工作進度,並呼籲所有A棟人員堅守崗位不動,並由各單位主管發給每個人一張體溫及症狀記錄表,從4/30到5/13,A棟是白卡B棟是紅卡,每個人把卡片掛在脖子上,紅白卡持有人不可相混。

他說他視察A棟的結果發現有人脫口罩一起吃便當,互相摸來摸去,打球。他呼籲有這些行為的人不要拿其他人的生命開玩笑,請尊重別人的生命。廣播完我想這一定跟昨天A5加護病房死亡的病人脫不了關係。官方認定相對低危險的區域只剩A棟6F到10F,B2到4F,及A5的洗腎室和行政辦公室兩個地方等。但我們早知A棟與B棟的隔離一直不是最完全的隔離,像葉教授睡A616,院長睡A5院長室等,有幾個內科醫師會回來睡A6病房。這些人都是拿紅卡,他們在連結通道C區會脫下白色防護衣,並宣稱會沐浴,我們有跟這些醫師爭辯過這個問題。何院士認為不可以從B棟跑到A棟,B者恆B,可是高層認為可以。

我覺得這就是目前我們台灣最大的悲哀,專家比官小,由外行做決策,可是官員往往最後卻不負責。A棟與B棟的護理人員下班後,會有專車各自接送到國軍替代役中心,A棟的人睡二樓,B棟的人睡三樓,在那邊A、B棟人員的隔離,我目前還沒很詳細的調查。各層的隔離也不是絕對的隔離,基於一些庶務,有些人員會到1F,或是沒控管好的單位就會任由人員到1F大廳拿東西。

聽到這個消息A棟人員的反彈很大,因為大家已經辛苦的撐了7天了,沒想到又要延長14天,所有的努力全歸零。主任知道了很是灰心,她說乾脆不要發便當了,因為我們每發一天的便當就要出去危險的環境待一天,外面沒人管我們,如果我們小兒科有人發病的話,那全部A棟的人發病是不是要算在我們小兒科人的頭上呢?!

依照官方的邏輯,當初因無法估計和平醫院院內感染規模的大小,緊急在4/23拿一個鍋蓋把整個和平醫院罩住(罩得不完全,因為選票的壓力或人情的考 量把一些病人以及病患家屬都放走。醫生也很有警覺性,早在前一天儘量把病人出光。),到4/30為止和平醫院A棟的人幾乎都沒有發病。那表示4/20左右B棟的感染散播(也就是蔡醫師所說的line3)並沒有影響到A棟,甚至是B棟的大部分醫護人員。

我們全體人員前七天的體溫記錄卡將是最有力的證據,不知道是否有人做這種蒐證的工作?如果以B8病人及護理長等人為第一波感染者,B8原工作人員為第二波感染者,現在強留我們下來的原因,可能是他們發覺已經有第三波(封院隔離尚未做好時,從A棟徵調過去B棟支援的人員)或是第四波感染者(支援的人員回到A棟在A棟散播)的產生。

當我們在上一波感染觀察時間的同時,卻無法阻斷下一波感染的發生,而必須再度延長觀察時間,如此一來,最後的結果就是全部的人員都遭感染。除非你能夠在和平醫院的某個封閉的角落,自己切斷和所有人的一切接觸,獨自生存到封院解除的那一天為止。封院的第一天,應該要每個人發配一個獨立的房間,並由外來的人穿生物防護衣來幫我們每個人每天量體溫、提供衣食、和維持秩序,但是這些舉措都沒有,院內的人自行維持系統的運作,已造成交叉感染的發生。

大雄醫師和學長算出要A棟500人14天不發燒的機率等於1個人20年不發燒的機率。這個機率實在很低,A棟的人應該儘速撤出並找500個單人房隔離14天。各科主任忙著相互聯絡,準備和葉金川教授提出我們的訴求。

雖然嘴裡這麼說,我們兒科醫師還是照樣發便當。我被分到送A5的便當,那裡大約有100個便當要送,其中AICU大約有20個人。我從電梯口推出半截推車大喊:「趕快來拿便當!」AICU鐵門外的有個人穿著白色生物防護衣坐在警戒線的後面喊:「我不能過去!」沒辦法!一咬牙把便當推到警戒線外放下就快跑,我回頭瞄了一下洗腎室、秘書室和院長室,現在有大約80個人現在在這裡做治療或過著隔離生活。

今天醫院開始流行用大塊步或床單泡消毒水,然後放在各個進出口或電梯口的地上給大家踩。A6的地上處處可見,可能跟發佈不幸消息有關。目前各個科室私底下的連署行動悄悄在進行,高層對A棟的提早疏散的計畫到底是否能接受?就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這關鍵的幾天。


第八日(2003年5月1日)

早上大雄醫師拿著耳溫槍笑著走向我,「接受現實吧!」一量,37.6℃,全科最高,不過還是不算發燒,身體也沒任何異常。在這幾天情勢未明的隔離生活裡,疑神疑鬼很正常,像我們個性一向活潑的黃主任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她常常和高層開會後聽到不利的消息就會說:「我好像得到SARS了!我覺得我的免疫力已經沒辦法去抵抗它了!」學長問我的咳嗽是不是在封院之前就開始?我說不是!我很清楚他的懷疑是什麼。

他懷疑4/18胡姓病人在急診室造成的感染擴散(line2)會不會經由我傳到科上?因為4/18當天我與那個急診外科醫師一起在急診室值班,而我們兒科急診一向都是和外科急診共用同一個護士。那位急 診外科醫師後來得到SARS送台大,目前已經好轉。我個人本身是不大認同這種推論,因為那一波遭到感染的人現在不是康復中就是病的很嚴重,而我連發病都沒有,不過一被懷疑也會叫人擔心個十天八天的。

至於要隱瞞病情那更是簡單不過,只要偷吃退燒藥就好,誰叫SARS的初期症狀就是輕微的發燒呢?這種道理連阿嫂都知道。新生兒科廖醫師常常削水果給大家吃,說可以增加抵抗力,尤其是芭樂,他說吃了大便會便硬,我聽了連忙跑去吃了一個很大的芭樂。

電視上報導B8護理長陳靜秋不幸死亡的消息,台北市長馬英九前來致意,並比照公職人員從優撫卹。昨天我從網路上得知此不幸的消息,長庚的同學post說她自己拔掉氣管內管,後來又被醫師重新插回去,但是不久之後就宣告急救無效死亡,我得知很是難過。我才剛來到和平醫院服務不滿一年,不曾看過她,但科上資深的醫師都認識她,她是全台灣第一個因SARS而死的醫護人員,從4/17發病到4/30死亡歷經短短的14天。不幸中的小小幸運是,因為她公務人員的身份可以領到大約一千萬台幣的撫卹金,但是其他的無名英雄呢?阿嫂、護生呢?因錯誤的政策或是被上級主管壓迫去送死的人呢?希望政府或企業主財團能夠從優對待這些在第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使我們能夠無後 顧之憂的堅守住崗位。也讓政府想想花錢做好隔離可以省下多少撫卹金?多少條不必要的人命?!

不幸消息持續傳出,昨晚我們也另外得知B8印尼籍看護在基隆長庚死亡的消息。她就是我們A607的病人,4/22發病到4/30死亡只有短短的9天,這讓我們非常擔心A6的林護士。她是4/22上A6小夜班的護士,由於病人住院時必須由護士詳細詢問基本資料和疾病史,她當時沒戴口罩沒有做任何的防護,在一般談話距離短短的幾分鐘之內她便染上了這個疾病,由此可推測此病飛沫傳染力之強。其餘三名有到過A607,也沒有做任何防護的護士,並沒有像她一樣跟病人有過近距離的對話,到目前為止均無發病跡象。

如果有人問我隔離這幾天觀察到SARS的最有可能的傳染途徑是什麼?我個人認為飛沫傳染還是最主要有效的傳染途徑。目前林護士在國軍松山醫院高燒兩天不退,任何退燒藥都無效,高燒時意識不清,還有拉肚子。我們科上的人關心她有無打IVIG,如果還沒,叫她趕快自費打。IVIG不便宜,一瓶大約要台幣3000元,以她的體重來算兩天總共要打掉40瓶共120000元,但還是值得。後來得知那邊無藥可打,連蔡醫師吃Ribavirin也只給7天而已。

醫療資源似乎出現分配不平均或是短缺的現象,改善此點刻不容緩,如果在SARS初期不迅速投予Rebavirin和IVIG,那麼病人很快就會呼吸衰竭。A6的小姐打電話去關心她,發覺她說話時聲音小到幾乎聽不見,她說她很不舒服,非常想吐。Ribavirin是一種干擾病毒複製酵素的藥物,它同時也會干擾人體其他正常的代謝功能,副作用非常的大,吃下去會有疾病更加惡化的錯覺。據我們一位去照顧SARS病患的A6小姐說,她在B8看到的病人都吃不下東西,然後一直吐一直吐,身體非常虛弱,還有頭痛欲裂。病人痛到向她拿止痛藥跟安眠藥,可是幫助不大。那裡的人生存意志力非常的薄弱,既無助而且還要面對所有人對他們的歧視。

下午忽然想到外面的世界還是照常運作著,我想到我報名的網球班已經好幾堂都沒去上了。打電話過去球場,老闆娘責備我怎麼沒有事先請假,沒有請假是不能補課的。我誠實的回答說我在和平醫院,她很害怕的回答叫我不要回去上課了,話沒說幾句就掛電話。我終於瞭解以前在醫學院上課時,老師所提到的病患人權問題。病人總是覺得生了病周圍的人看不起他、不把他當正常人,醫生用權威來歧視他,或是醫療行為傷害了他的心裡。如今我一點一滴的都感受到。

晚間又聽到葉金川教授的廣播,報告B棟疏散的進度。他強調他也有幫A棟的人找疏散的地方,如國軍英雄館和麒麟飯店或是中壢的某個軍方單位,可是碰到的問題是對方不答應,他層級也不夠高,不過他會儘量幫我們想辦法。他在廣播中說他是救火員,是進來幫我們拆炸彈的人,他已經儘量的拆,不要沒事就詛咒他。我想可能是各科室的連署抗議把他給逼急了。

今天一天有關於撤到哪裡的傳聞總是不絕於耳,每次都帶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只是當一天的結束時,我發覺我還是躺在A612的同一張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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